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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煤炭产业政策对市场影响的案例，讲到去产能政策，分成三个阶段，看看它对市场供需和市场价格的影响。我们从2016年开始，国务院国土部、安监总局和发改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16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2.9亿吨，提前超额完成2.5亿吨的年度目标任务，关闭退出1500处小煤矿，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17年发改委为了去产能、优产能和产能置换和中长协方面加大力度，市场有点回暖，相应出台了一些调整政策。2017年退出产能1.83亿吨，也完成了计划，淘汰了1000多处煤矿。2018年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去产能工作显得还是很艰巨，尤其是市场开始回暖之后价格出现波动，国家使煤价处在合理区间方面制定了有关方面的引导政策，煤价主要保持在绿色的空间。2018年上半年已经完成3年化解过剩产能5亿吨的任务。

高溢价或暗藏波动风险某公募投研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基于制度创新考虑，科创板企业的估值应淡化市盈率，综合考虑企业质地、发展前景等因素。高估值虽可带来高溢价，但未必能较好地反映企业价值。”数据显示，2009年10月底创业板首批28只新股（下称“创业板新股”）上市的平均PE（摊薄）为56.6倍，首日平均涨幅为106%；而在创业板上市前，从2009年6月到10月底，主板和中小板共发行32只新股（下称“对比组新股”）平均PE（摊薄）为39.66倍，上市首日平均涨幅为63%。然而，创业板新股平均涨幅在3个月内从106%降至72%，半年后平均涨幅为96%。相比之下，前述对比组（主板和中小板）新股的平均涨幅则平稳上升，从首日的63%升至3个月的84%、半年的90%。

02、城乡差距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加速的工业化带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但相比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较慢。因此，一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程度越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表10列出了中国各个地区间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以下称为城镇化率），可以看出，这个比例的排序和地区的发达程度是有关联的，一般地说，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也较高。将表10中的排序与表9中的排序之间计算等级相关系数，结果为0.8996，相关程度很高。当然，农村地区也可以发展非农产业，如发展旅游业，那么相应的农村人口就属于第三产业就业。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的农村，往往是以农业为主，而且承载着大量低效率的农业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率就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表10中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的城镇化率现在仍然不高，只有57%，具体地看，城镇化率超过60%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只有10个，城镇化水平还需要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第二，看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比较。美国的就业结构与其增加值结构是相似的，2005年，美国按三次产业计算的就业构成是1.6%、20.6%和77.8%，而在2016年，这一结构发展为1.1%、20.0%和78.9%，10多年间只有很小的变化（参见表6）。从表6中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增加值和就业结构是非常接近的，这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下平均收益规律的表现，如果一个产业或行业的平均收益（人均增加值）高于另外一个产业或行业，那么资本和劳动力就会向这个产业或行业流动，从而达到产业和行业间的均衡。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虽然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经济的产业结构，即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结构，但具体占比之间存在着差距，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增加值占比高20%左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要低10%左右，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平均收益，这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近些年来第二产业会获得更多的发展。如果用就业结构来说明产业结构的话，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就要更大，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美国高26%，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则和美国相差36.5%。第三产业就业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服务业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更多的劳动者投入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将对改善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行业板块全线下跌昨日早盘两市跳空低开，沪指直接击穿3000点大关，开盘后市场继续下挫，沪指跌超2%创22个月新低，深成指跌超3%，创业板指盘中跌近4%，并失守1600点，市场人气降至冰点。午后恐慌情绪继续蔓延，沪指盘中跌超4%下破2900点，创业板指暴挫逾6%，千股跌停再现。

对于股市低迷期间国资频频接手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甚至成为实际控制人，市场上也传出一些“国进民退”的声音。这种理解颇为狭隘，从上市公司角度来说，在当前市场流动性收缩、股市不断下跌、股票质押爆仓风险加大以及公司和控股股东资金链濒临断裂的背景下，引入国有资本入驻不仅可以缓解流动性压力，还可以帮助企业补充资金；国有资本角度而言，积极入驻这类价格低廉且安全边际较高的上市公司，也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有望在未来形成新的发力点，可以说是“双赢”。